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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vs08 我想中国人应当感到羞愧

2009-07-20 21:55:58 来源: 互联网  文字大小:   [举报] 已有评论(0)

山田直稔完全看不出是一位82岁的老人,在两国国技馆里,这位相扑爱好者攥着那把标志性的扇子,楼上楼下一溜烟地小跑,事实上并没有很紧急的事情。日本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副作用是,老年人要把自己激励得更有活力。



不断有人兴奋地拉住他要求签名,要求合影,即使白鹏力士此刻出现在人群中,受欢迎程度也不过如此吧。



“我是日本的奥林匹克大叔。”山田直稔喜欢反复向周围人强调这一点。“大叔”并非妄言,从1964年开始,他追随日本运动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比赛,尤其难得的是亲历了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世界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人。



在日本,山田直稔堪称现代奥运的见证人,这位木材厂老板的儿子、日本大学的建筑学毕业生,本应该有另一种成就,而改变他一生走向的,恰恰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



1960年,日本东京申办1964年奥运会终获成功,此前,他们两次与奥运擦肩而过。1940年奥运会原本确定由东京承办,正推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毁约弃权,遭致那届奥运会流产;而在1960年第17届赛会的竞逐中,东京败给了罗马。



1964年10月10日,日本与全世界都在期盼这个时刻,它也将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亚洲



日本几乎是亚洲大国中距离欧陆最远的一个,却也是吸纳西方工业文明最早、最虔诚的一个。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经济窘迫,而比这更难忍受的,是在国际上被孤立、被疏离的处境。国际奥委会甚至一度将日本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在申办第17届奥运会输给罗马后,东京的申奥决心反倒更为坚决了,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



我查阅到了1960年5月19日东京都议会通过申奥议案的决议,摘录其中的一些字句,可知政府方面在奥运上的诉求——



  “独立之日本,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让世界了解热爱和平的体育文化……为作为国际信义的友爱做出贡献。”



“战后,日本的形象不太好,日本人上下一心,希望让全世界重新看一下自己,日本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山田直稔对于那段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滋味印象深刻。



要解读战后日本,不妨先说说日本的“三种神器”。所谓三种神器,原指日本天皇手中代代流传的三件珍宝,到了现代社会,它的含义被演绎,并成为衡量日本人生活水准的真切可感的指标。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黒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它们在日本被称为“三种神器”,类似于中国当年的“三大件”。



经济的复苏,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



1964年4月,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三名日本战犯被遣返,他们是最后一批结束改造的二战战犯。不过,要真正摆脱二战阴影,走上国家正常化之路,日本人还要寄望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1964年10月10日,第18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开幕,74160人出席,日本天皇也御驾亲临。欢腾的日本民众不会记起,21年前,也是在这里,日本天皇出席日军的“新徒出阵”仪式,接见两万多即将投入战争的新兵,鼓励他们在“圣战”中效忠。同一块体育场,物是人非,日本人希望借助喷气式飞机在天空划出的五环,驱除那场战争的阴霾。



………………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举着火炬跑进会场——1960年代的火炬还很老土,远远望去,浓烟滚滚,简直像一只烟囱在移动——坂井登上火炬台,点燃了奥运主火炬和全日本的狂欢。事实上,在此之前,关于选拔怎样的一个人点燃奥运主火炬,曾经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执。



广岛人坂井义则恰好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其父是当时的受难者,主办方希望由坂井义则点燃圣火,以表达日本人民对和平的祈愿。日本人还通过奥运主会场的壁画传递这种姿态——那是世界上惟一一尊没有翅膀的希腊胜利女神像,日本人的说法是,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就可以把和平永远留在日本。



不过,火炬手的选择遭到了美国方面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有“祭奠军国主义”的意味,极力反对。在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支持坂井义则担任主火炬手。



在内心深处,战后的日本人对美国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有着对美国的强大国力乃至社会方式、价值观的推崇;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让他们不愿受制于美国。1960年代初期,日本和美国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的动议遭到80%以上的民众反对。反对风潮演变为著名的“安保运动”,620万人上街游行,6万商店关门罢市抗议。1964年3月24日,矛盾再次激化,美国驻日大使被一位日本少年用刀刺伤,幸未危及生命。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



我曾问几个在北京生活或逗留过的韩国人、日本人,承办奥运会时期的汉城(今首尔)和东京,是怎样的景象?他们的回答是: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这几座城市对举办奥运有着近似的狂热,而剧烈变化着的首都也非常相似,城市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带有几分野性。



1963-1964年间,假如你到访东京,会为眼前的场景惊骇不已: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上,竟挖出10000多个大坑,为的是修建高架路桥,计有7000多栋房屋、50000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拆迁。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1000多人丧生。



日本作家开高建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的东京没天没水,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



把今日的东京轨道交通图竖起来,也许会有蜘蛛本能地爬上去。它是如此密集,承担起这座城市八成以上的交通任务。而奥运周期是轨道交通被突击建设的阶段,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也自此成为东京的方向。



此外,首都高速公路网一期工程、连接东京和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承担国际航空的成田机场、标志性的东京电视塔,都在奥运周期内建成,而且大多是抢工期、突击完成。其中新干线1964年7月底竣工后试运行,其间多次出现脱轨等事故,终于赶在奥运会开幕前9天正式开通。



因为城市人口急速增长,1961-1964年间,东京出现了严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也一时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凸显。后来,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大的都市面临许多问题,开始提出城市人口的“抑制”政策。物价上扬,房价高企,东京处于非正常的亢奋状态。



显然,山田对中国的现实并不熟悉,他提醒说,北京奥运肯定改变城市面貌,也会有一个物价飞涨的阶段,因为当年的东京就是这样——事实上,北京早已进入这种状态。



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让大半个南中国几近瘫痪,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承办奥运会前期也是天灾人祸不断。我更愿意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偶然。



据《映像100年史》记载,1963年-1964年间,暴雪、地震、豪雨在东京及周边地区先后肆虐,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矿难、飞机失事、列车相撞、电厂爆炸等令人震惊的意外也在同期频繁发生。



………………



东京都政府当初为了说服民众支持申奥,提出的口号是“奥林匹克能赚钱”。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宣称承办奥运会预计要投入200亿日元,而收益可达到270亿。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奥运游客不足预期的一半,整个奥运经济账也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其实,那时候让民众支持奥运,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但受浓重的东方国家主义影响,日本人也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传统,人们认为理应为国家的重大事务做出奉献,及至个人牺牲。为了“国家大事”,一度在1964年前半年还很激烈的学生运动,在奥运开始前自动停息。



原北京电视台记者徐春昕曾做过东京奥运寻访,日本受访者向她描述当时的社会热情:每一个居民委员会要开会,每一个学校要训话,专门讲述奥运的意义;每一个有特长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每一个公司都要鼓励职工参与奥运会的工作。



申奥时,日本媒体提及东京的优势,总结为“700万都民(指东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举国一致之体制”。其实并非虚言。



每年的10月,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铸造工匠铃木文吾都要专程赶到东京,到国立竞技场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为铸造火炬台献出生命的父亲铃木万之助。铃木家族是日本铸造方面的名匠,负责铸造奥运火炬台。在盛会还有三周就将开幕的时候,模具在浇注过程中破裂,看上去这个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已无法完成。68岁的铃木万之助羞愤难当,心力交悴,三天后就命赴黄泉,其子铃木文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巨大压力下的铃木文吾立下誓言:“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难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竟奇迹般地铸造成功。铃木文吾后来曾说:“我的生活很贫苦,但这又怎样,毕竟一件留给将来的东西,是我的。”



在西方人当时看来,把这项工作与人的生命相联系是难以理解的,而铃木家族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却成为与奥运有关的一段佳话。



普通人的狂热体现在售票处门口。为买奥运比赛门票,许多人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处,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是提前五天就到了。1964年10月2日,中央邮局发售1000枚奥运纪念币,门前排起了6000人的长龙。



为了观看家门口的奥运会,相当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电视机,或者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那一年,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可以向世界各地传输奥运信号,实现了奥运史的第一次电视直播。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64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而让那些西方人惊叹的不止是这个东方民族的狂热,还有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开幕式结束后,偌大的体育场居然看不到一张废纸。



民众热情的最高潮,无疑属于女排决赛。据NHK电视台的记载,那场比赛的瞬间最高收视率竟达到85%,比后来轰动日本的“红白歌会”更高。当日本女排最终取胜,有媒体评论说:本届奥运会在今天(10月23日)开幕,也在今天闭幕。



那场历史性的女排决赛,并不是以一个完美的细节收场,最后一个球的争夺中,苏联队员被判触网,日本姑娘不战而胜。裁判哨声吹响,日本队员和亿万观众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识到伟大时刻来临,举国狂欢释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20年之后,女排题材的体育传奇移植到中国人身上,成为他们的民族强心剂,被强调的主题词同样是“拼搏”,这算不算东方式的巧合?



如同被毒瘾俘获,在经历了东京奥运赛场一个个激越瞬间、尤其是目睹日本女排夺冠之后,山田直稔深深迷恋上了体育带来的快感。东京奥运会之后,普通日本人渐渐平息了血脉的激荡,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山田直稔为代表的一群人,却一直被那激情紧紧攥住。



由身后的家族企业做依托,经费不是山田发愁的事情。他组建了一个日本体育后援团,开始了全球化的粉丝行动。



………………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个镜头,感动了包括山田直稔在内的无数日本人。当运动员们以很自由的方式集体入场,一些兴奋的外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团的女棋手福井抬起来,绕场一周。《20世纪日本》一书这样评价这一细节的意义:“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1936年柏林奥运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都曾给奥运抹上过分浓烈的政治色彩。像所有国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举办国一样,日本争办奥运会,也是一种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也有人刻薄地称之为“粉饰太平”)。回望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得不承认,这项“形象工程”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4年,确实是日本重回国际社会的标志性的年份。除了承办奥运会,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发生——这一年,日本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办奥运会,外国人都进来了,我们很开心,日本人当时很希望与外国人交流。”山田直稔的话印证着日本人当年渴望对外交流的心态。



随着门户大开,日本人的生活也开始更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



  新井一二三说,直到1950年代末,东京人的家庭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1966年,“披头士”乐队首次访问日本也被视为标志性事件,西方生活方式开始深入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反映当年世情的记录片里,街上的年轻人出现了怪异的“莫西干”发型,甚至一些学生夜不归宿的现象也成了社会问题。



现在的日本东京,正在全力申办2016年奥运会,第二个奥运梦,与1964年那一个有太多不同。他们的宣言变成:“值此‘都市的世纪’,希望借助都市之力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强烈地期待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奥运会与东京更深远的复兴及有力的促进运动联系起来,改变日本。”



………………



  SEIKO(精工)在奥运会前一年承担起计时设备的提供任务。他们做出了一个当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要在奥运会上提供石英计时器。那时,人们还生活在机械表计时时代,而重量超过一吨的石英表只能用于天文。难道SEIKO要把庞然大物安放在赛场里?



  奇迹在奥运开幕半年前发生,SEIKO居然推出一款精巧的石英精密计时器,人们不禁对着它惊呼:天啊,这东西只有3公斤!而这种表的计时精度也比机械表提高了一百倍。这段奥运传奇,被SEIKO视为企业腾飞的里程碑。而精巧、耐久、精密的日本工业产品,开始借助奥运会给世界以惊喜。



借助奥运,日本改善了自身形象,也获得了更开放的心态和国际性的视野。无法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日本企业,开始了商业上的疆土拓展。



事实上,以奥运为契机走向世界的日本企业与日本品牌,还远不止一家SEIKO,索尼、美津浓等许多品牌的全球化拓展,都是抓住了奥运这个天赐良机。



以奥运之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通讯等行业的高速发展,造就了被称为 “奥林匹克景气”的阶段性繁荣。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在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让我们延续一下“三种神器”的故事——到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国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彩色电视、窗型冷气机、汽车非常普及,成为新“三种神器”。报纸上满眼都是汽车广告,鼓动日本国民赶快进入“My car”时代。



1962-1964年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超过了10%,史称“奥林匹克景气”。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繁荣。从1954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奥运投资过热导致1965年出现半年左右的萧条期,随后又进入高速路。以此判断,夸大“奥运经济”对日本腾飞的助推力显然是不客观的。



日本的“北京奥运支持会”是一个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民间组织,其理事长冢大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单从经济数据上分析,举办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崛起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身处战败阴影中的国家和战后废墟中重建的城市而言,奥运会带给了战后日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精神动力”。



如果一定要为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寻找一些外部原因,奥运会的直接拉动作用甚至未必比得上“战争财”——越战、韩战的巨大军需,让日本工厂里的机器以更强的分贝日夜轰鸣。《日本历史》之现代卷记载,“韩战过后,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战前水平,国民收入急速上升”。



日本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没有造成悬殊的贫富分化。正如新井一二三所说:“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



奥运会带来的全球性的游戏规则,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如今的日本,差不多成了世界上工作压力最大的国度,而山田直稔说,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竞争的,经历了奥运,好像竞争的意识突然强烈起来,“我本人不喜欢竞争,为什么要那么大压力呢,大家开心就好。”但是,82岁的老人的态度有时略显矛盾,“日本现在在体育上不爱竞争了,没有进取心了,”这又是他不喜欢的。



………………



所谓的“缺乏进取心”,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在追求体育的另一种境界。



不知道日本在奥运后的体育道路抉择,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1964年,日本在本土奥运会上奇迹般地获得16枚金牌,金牌数位列第三。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继续追逐“奥运争光”一类的梦想,而是借此完成了向大众体育的优雅转身。



对奥运的巨大关注也唤醒了普通人的体育热情。1957年,日本男性的体育参与率只有23%,奥运会后的1965年,这一数字已飙升为45%。而多数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妇女,是体育热的更重要的推动者。



公众的体育参与热情,无疑是首先被“东洋魔女”引燃的。身份为大阪一家纺织厂原料采购部经理的业余教练,带领纺织女工们,竟战胜了异常高大的、专业体制下的苏联女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英雄。日本女排的故事像一个丑小鸭的童话,使得普通民众发现,原来奥运民族英雄就出自身边,他们自己也可以投入到运动的乐趣与激情中。



奥运会后,日本盛行“妈妈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妈妈桑们钟爱,中国的许多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谋生,都以陪妈妈桑们打球为主业。



小野乔堪称当年日本的体操王子,曾获得过五枚奥运金牌,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作为运动员代表进行了宣誓。奥运会之后,他和妻子小野清子告别竞技体育,于1965年开办了日本第一家面向普通民众的体育俱乐部。渐渐地,大众化的运动俱乐部风靡日本,到1994年,这类俱乐部竟多达37万以上。



大众体育兴起的同时,竞技体育也在被重新审视。



1968年1月9日,27岁的马拉松运动员圆谷幸吉在家中割颈自尽,他留下的遗书刺痛的不仅是他的家人和亲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胜利者,但我太累了。”



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圆谷幸吉并不被人看好,却凭借超强的意志搏到一枚铜牌,其冲过终点后痛苦得满地翻滚的场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隐忍、执著的品质,圆谷成了那届奥运会的英雄。



不甘心铜牌,一定要为日本夺金,舆论在切盼,圆谷本人也不断自我施压。他一直进行着魔鬼式的、不尽科学的训练,伤病也随之增加。实力所限加之伤病之虞,让圆谷幸吉自感1968年奥运夺冠的梦想有点遥不可及,“英雄”终于精神崩溃。



当时日本体育的成绩主要由陆上自卫队支撑,圆谷幸吉也是一位自卫队选手,严酷的自卫队“强化选手训练”制度是竞技体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认为是杀死圆谷幸吉的祸首。这种体制类似于中国的所谓“专业体育”体制,当年《每日新闻》的体育记者冈野对那种训练并不陌生:“自卫队的训练方式和外界那种自由宽松的训练环境是不一样的。不管队员压力是否太大,不管身体状况是否承受得起,都要进行艰苦训练。”



圆谷自杀事件让日本人大为震惊,各大媒体上,开始对锦标主义、奥运战略进行反思,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是,日本正“忘记体育的原点”。《朝日新闻》的评论是“无视人性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痛斥锦标主义对人性的戕害。



对现代竞技运动的批判,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名古屋申奥的运动。当名古屋市提出申奥,意外招致民众激烈反对,舆论普遍认为,应该把财政经费用于大众体育而非少数运动精英。



大阪也曾与北京一起竞逐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不过与名古屋那次申办一样,国内民众“动员力不足”,反对声浪巨大。虽然长野也曾在1998年举办冬奥会,但留给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印象仅仅是“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



奥运痴迷者山田直稔也在悄然转身,他最初只是一个体育民族主义者,满世界追着日本选手为他们加油,“做着做着,我发现世界和平很重要,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从此,这个不会外语的人俨然成了社会活动家,奥林匹克宣传大使,在东京一家咖啡店里,他兴奋地向我展示与几乎所有历任日本首相、与撒切尔夫人、萨马兰奇等名流的合影。在他那把金灿灿的扇子上,写着目前后援团的主旨:“笑脸的交流”。



时光进入2008年,热情的山田直稔先生有些焦虑,他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会给北京奥运带来麻烦,“我想官员和运动员吃住都没问题,但一般的游客呢,他们要面对昂贵的宾馆价格,他们能吃到与官员、运动员同样干净的东西么?”



更多的焦虑事关自身。他要延续“奥林匹克大叔”的故事,却全然不知道如何搞到北京奥运开、闭幕式的门票。他去中国驻日使馆,他求助于每一位遇到的中国朋友。最新的好消息是,CCTV主持人崔永元欲邀请山田先生出席一档电视节目,将有一份奥运门票作为礼物赠送给老人。



山田总是有着让人艳羡的好运气。2008年,但愿我们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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