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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在中国广州的快乐与辛酸

2009-07-20 21:55:58 来源: 互联网  文字大小:   [举报] 已有评论(0)









■“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你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

  

  ■“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

  

  ■“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

  

  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

  

  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诱惑 “到中国去吧!”

  

  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

  

  

  

  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马中灵活穿行。看到南方周末记者犹豫半天,最终从附近的人行天桥走过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当被提醒“广州治安不好,注意背包”时,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你在开玩笑么?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他不停向记者介绍,拉各斯的公交车很多没了车门,逢高峰期,一些乘客就挂在车外面;拉各斯的道路基本没有红绿灯,只有在主干道上才会站着两个警察;拉各斯没有那么多小汽车,满大街横冲直撞的全是从中国进口的摩托车……

  

  如果没来中国,Clem会继续经营他的汽车部件批零店,将合作伙伴从中国批回的轮胎、方向盘、座椅,以高于进价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卖出。每次去接货,他总会碰到许多服装店、皮革店、首饰店或日杂店老板,一同等待着来自中国的包裹。每当看见夹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的中国人路过,有人就会吹起口哨,“瞧,我们从他们国家买的尽是些便宜的玩意,他们却从尼日利亚运走了值钱的石油!”

  

  大约五年前,中国石油公司与中国商人大规模涌入非洲,这让不少本土人觉得,中国在抢夺他们的资源与饭碗。而从压路机到牙膏,无处不在的“Made in China”,又刺激着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周围的朋友几次劝Clem,“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在卫星转播的CCTV4上,Clem看到中国的城市摩天大厦耸立、街道宽敞、交通秩序井然,最让他吃惊的是,珠三角的工厂像蚂蚁窝般密集!而他的家乡尼日利亚,除了石油资源,什么都匮乏。制造业极端落后,80%的生活用品依赖进口——而这正是很多非洲国家的缩影。

  

  2007年9月,Clem在欧洲驻尼日利亚领事馆工作的父亲帮助Clem拿到了中国的签证,这让他的朋友艳羡不已。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驻非领事馆前耐心地排起长队,争逐每年限额发放的签证。与Clem同时拿到签证的一个家伙,九个月前就向中介机构预付了中介费和签证费。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

  

  2007年10月,Clem拖着几大箱行李走出广州白云机场,拦了三四次,终于坐上一辆的士。他递给司机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便条,没再言语。

  

  Clem的新窝是广州东圃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这是一个尼日利亚老乡为Clem安排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和一张沙发,洗手间得与其他三名非洲租客共用。他刚推开窗,又关上了。窗户半米开外,紧挨着另一幢楼,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祈祷早晨能看见阳光。

  

  大多非洲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从城中村开始。

  隔膜 “麻烦,真麻烦!”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到中国来,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愿做“巧克力”的生意,他们不喜欢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计较的坏毛病,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或“听不懂外语”为由拒载;也有人无所谓,“搭谁不是做生意?”

  

  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D&G的牛仔裤、Adidas的鞋子、Gucci的高跟鞋、LV的挎包、Chanel的钱夹、Armani的内裤。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2004年,中非服装贸易额到达历史高峰,在迦南、天秀等两座老牌贸易城附近,一座座贸易城春笋般冒起。迦南外贸服装城经理江钢龙称,迦南2007年的贸易总额在7000万元以上。

  

  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他的“朋友”却并不领情,有人拨通手机,故意煲起电话粥;有人则不耐烦地摆摆手,中英文一并用上:“不买东西,就Go,快点Go!”

  

  友谊似乎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碰上一些认识的服装商,Cote与他们相互击掌,指头迅速扭转一圈,打出一记响指,再用家乡话聊上一阵。像Cote这样单独行动的并不多,他们多是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

  

  在一个摊位上,Cote听说他看中的裤子要20元钱一条,猛地将裤子砸到摊主头上,愤愤地责问,“怎么那么贵?!”然后拂袖而去。惊呆的摊主回过神来后,冲着Cote粗壮的背影,张了张口,又改用粤语啐了一句:痴线黑佬!(精神病)

  

  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500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他边向记者解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店主处理包装。每每发现有夹纸还未取出,他一个箭步上前抽出来,嚷嚷,“我买你那么多东西,热情点好不好?”店主白了白眼,嘟囔道,“麻烦!”

  

  类似的不快,每天都会在中非贸易城上演,有时甚至会惊动110。迦南贸易城一位姓宋的保安说,真不明白,有的人那么穷,还那么嚣张!

  

  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200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黑人了。一位摊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语练好。

  

  Cote号称在中国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寂寞 “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Clem不爱听关于中国的“坏话”。每当听朋友们抱怨中国签证难拿、中国人不讲诚信时,Clem总一声不吭。惟一让他认同的观点是,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他喜欢到“小王国”外遛达。城中村之外的广州,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模样。每次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铁,他都让会说些中文的好友代劳买票,自己则站在旁边瞅着。看到地铁票从自动售票机中吐出来,他总小声嘀咕,“其实也不难嘛。”可好友鼓动他自己试一试时,他看看四周投来的好奇目光,又一溜烟地逃到边上去了。

  

  “呆的时间长了,会说中文了,我会交到中国朋友的。”Clem总是这样安慰自己。他觉得问题在于语言不通和自己内向的性格,“我会尝试改变。”

  

  不过,每次听到Clem对中国毫无保留的称赞,Williams常常会打断他的话,冷冷地说,“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中国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只是语言的问题!”

  

  25岁的Williams是 Clem同龄的老乡,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个精力过剩的年轻人。闲时,Williams会打开音响,跟着摇滚乐跳劲舞,边朝记者打个响指,“我承认,中国很多地方比尼日利亚强,但是音乐,你们只能模仿我们!”有客人来了,他便麻利地关掉音响,摘下墨镜,开始工作。“我忙,你不要跟我说话,”他指挥着记者,“但是你可以给我拍照,多换几个角度!”

  

  Williams一年前来到中国,在宇航大厦开了一家发廊。发廊从壁纸、沙发到高脚椅,清一色的艳红。他的顾客,清一色的黑人。“中国的发廊,不了解非洲的发型,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他颇为得意地说。尽管他的“设计”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非洲人特别信任、依赖老乡,彼此间以‘兄弟姐妹’相称。”陶瓷大厦物管公司经理陈良仁告诉记者,每个非洲人开的商店,都会成为据点,吸引大批同乡,为大厦的其他店铺增加了客源。他们为此降低了非洲人的门面租金。

  

  和候鸟般频繁往来的Cote不同,Williams和许多有经济基础的非洲人一样怀着“中国梦”。他们希望经过四五年的奋斗,在中国开一间公司或贸易中介办事处,在日益繁荣的中非贸易中获取丰厚的中介佣金。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目前常驻广州(6个月以上)的非洲人达2万余人。

  

  不过像Clem一样,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一次与一名中国小女孩交谈并合了影,他还把相片洗出来,夹在钱包里。他还参加了一支非洲业余球队,不定期到天河体育馆,与中国业余球队打比赛。

  

  “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这个观点,在他的朋友圈里得到高度认同。

  

  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

  

  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多练习几句中文。”Williams耸耸肩,“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他问记者,没等回答,呵呵干笑了几声,“无所谓。”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越看越觉得这个他所生活的国家陌生,“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你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他向Clem嚷嚷,“你爱中国,可你了解它多少?你知道这些吗?你能接受吗?”

  

  他似乎忘记了此前曾否认自己追过中国女孩,冲记者做出一副夸张的表情,“幸好,我没有泡到中国女孩!”

  

  “他们当然追不到中国女孩。”23岁的小李提起这话题,又气又好笑,她觉得“和他们做普通朋友还行,谈恋爱太不靠谱,还会被朋友笑话。”在她看来,许多非洲青年将搭讪女孩作为打发时光与排遣寂寞的娱乐,被拒绝后,转身即向其他女子示爱。

  

  在迦南贸易城陪Cote进货时,记者被他不断提问,“你有几个男朋友?”“只有一个?为什么不多交几个?”临别前,他很绅士地发出邀请,“今天能和你共进晚餐吗?去我住的地方吧,我可以为你做好吃的非洲菜。”遭拒后,他无奈地摊开双手,“为什么中国女孩总是那么难约?”

  

  经过中国电视剧的“熏陶”,Williams有些明白了求爱失败的原因,“中国女孩也许是害羞,喜欢爱情慢慢到来。”但他的猜测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同在天秀做业务员的女孩王佳(化名)曾经忍无可忍地冲一名锲而不舍的求爱者喊叫:“离我远点,你等一百年我都不会做你女朋友!”

  

  2007年平安夜,单身汉Williams约Clem去泡吧,被拒绝了。这个喜欢安静的内向男孩,拿出新买的电话卡,给远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父母打电话,“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我的新年愿望,是在广州开一家服装公司!”

  

  而Williams拿起外套,甩门而出。凌晨一点,他一个人来到环市东路的大篷车酒吧。那里放着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黑人兄弟戴着圣诞帽,扎堆喝酒、跳舞、大声地说笑。

  

  圣诞节下午,刚从酒精中苏醒过来的Williams给记者打电话,“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爱情 “我已经很中国了!”

  

  这个来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非洲的男人,还幸福地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妻管严”。

  

  

  

  与那些住在城中村的非洲人相比,如今已经租住小区公寓的年轻的欧玛是被中国人喜欢的少数。他的生活也早已超越了孤独求索的时期,一切尽在掌握。

  

  尽管生意繁忙,欧玛每周都会提前来到石室教堂。每周日下午3点30分至4点50分是英文弥撒时间,海珠广场附近,可容纳两千多人的一德路石室教堂,仍然装不下虔诚的教徒,一些迟到的非洲人,安静地跪在走道上。唱诗班轻柔的合唱,和着浓烈的香水味,在信徒的头顶上空徜徉。

  

  宗教与贸易,是非洲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是他们信奉的两大宗教。每周五是穆斯林最郑重的礼拜,非洲穆斯林也停止了工作,聚集到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圃公园清真寺,仔细地清洗头、手和脚,跪朝清真寺方向,向真主安拉祈祷。

  

  做完祷告,欧玛又移步到旁边的慕道堂,参加非洲天主教徒特有的仪式。几百名非洲人随着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宗教音乐,边跳边拍出统一的节奏。舞毕,一人站出来,引导大家向上张开双手,闭着眼睛,嘴里喃喃的,渐渐的,语速越来越快,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狂热的神情。

  

  身着紫红衬衣、黑西服的欧玛认真地履行完仪式,走出慕道堂,迅速恢复了平日彬彬有礼的状态。他拿出手机,用流利的中文告诉妻子,晚上兄弟聚餐,不回家吃饭了。

  

  在来广州的非洲人当中,欧玛是为数不多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大学中选修过中文的人。三年前从家乡尼日利亚来到中国,本以为凭借语言优势,能够很快适应全新的生活,可没想到了北京,不行;转到上海,不行;继赴浙江,还是不行。当时,欧玛一位在美国做生意的同乡劝他去美国,那儿生活着各种肤色的人,没人会被人一眼认出是个外国人。

  

  最终,他还是到了广州,在“巧克力城”扎根下来。广州是在华非洲商人最密集的城市。周边的增城、新塘、花都、中山等地区及城市,聚集了上千家外贸工厂,每日受理着来自“巧克力城”数以万计的非洲订单。

  

  对于欧玛而言,兄弟和工厂同样重要。“到了广州,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其他地方留不下来,”他说,“在‘巧克力城’,起码没有人过来教训你,‘嘿,这儿可是中国!’”

  

  这正是广州的吸引力。在广州的永平街,甚至隐匿着许多非法入境与逾期滞留的黑人,他们合住在每月一两百元的房子里,昼伏夜出,或卖苦力扛货包,或从事贩毒等非法活动。白云区警方透露,2007年11月开始,他们在陈田村查出一批非法滞留黑人,运往云南,再遣送出境。那是一座难以监管的“王国”。

  

  欧玛的生活顺风顺水。来广州一年后,他在迦南中非贸易城开了一家服装店。很快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欧老板不但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做人、做生意也很踏实。欧玛的商店几乎每天都是整座商城最晚关门的,包括平安夜。晚上7点店铺打烊后,他匆匆回家,和妻子共度节日。他的家乡尼日利亚,每到平安夜,只有圣诞树上的霓虹灯在工作。而中国的平安夜,人们和闪耀的圣诞树一样繁忙。

  

  高挑的妻子来自山东,一年多前因生意结识了欧玛,2007年婚后,欧玛的父母专程来到中国,对儿子的婚姻与黄皮肤的儿媳赞不绝口,甚至还同意了儿媳暂时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在迦南大厦,有四五个开店的非洲老板,凭他们的才干、诚恳,当然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获得了中国女子的爱情,有的还生了孩子,黄色的皮肤,卷曲的头发,像极了芭比娃娃。按照迦南贸易城经理江钢龙的理解,在中国扎根、开店的非洲人,一般要奋斗四年左右。他们成功的首要原因,是“讲诚信,按中国的规矩办事”。

  

  婚姻给欧玛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习惯了过圣诞节的新方式,他渐渐走出“巧克力城”,被妻子的家人和朋友所接受和欢迎。迦南的摊主们在抱怨黑人素质低时,总会补充一句,“可瞧人家欧玛,一点都不非洲!”

  

  “我已经很中国了!”欧玛边说边呵呵直笑。如今,这个来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非洲的男人,幸福地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妻管严”。朋友常拿他开玩笑,欧玛每赚到一分钱,第一件事就是上交老婆。他听了也不以为意,只嘿嘿地乐。

  

  

  

  未来 “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Cisse向来访的记者举起他未满一岁的黑色宝宝,兴奋地说,“瞧,她可是中国女孩!”

  

  

  在美联社前驻非记者Arnold看来,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磕磕碰碰,是中非交往初期必然的磨合过程。中国对黑人并不存在种族意义上的歧视,“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和黑人打交道的时间太短,短得彼此还来不及了解。所谓的歧视,不过是类似于城里人对没钱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的嫌弃罢了。”

  

  Arnold觉得,非洲人寻“中国梦”与中国人寻“美国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大多并不迫切地希望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成为中国公民。中国移民政策的苛刻、文化的天壤之别与宗教的普遍缺失,对许多非洲人并无吸引力。就像他们喜欢喝牛奶,但显然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奶牛场里,而是把牛奶挤光,然后带回家。

  

  天秀大厦B座E层09号店铺的老板Cisse,他的“中国梦”是为他的CBB(China-bornbaby,出生在中国的孩子)规划的,他向来访的记者举起他未满一岁的黑色宝宝,兴奋地说,“瞧,她可是中国女孩!”

  

  至于Cisse和他的黑人妻子,二人并不打算获得中国绿卡。Cisse还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尼日利亚生活。Cisse是名穆斯林,三年前,携着他的其中一位妻子从马里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妇幼医院生下了这个宝贝女儿。

  

  两个月前,他们请了一个中国保姆,教宝宝说中文、学习中国礼节。“以后我们的宝宝要在中国上幼儿园、中学,一直到大学!”他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分量越来越重要,中国人的头脑非常厉害,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Cisse打算等中国的事业安顿下来后,在广州和尼日利亚各住三个月。平日,他会隔两天给家乡的妻子打电话,当着眼前的妻子的面,倾诉她的思念与愧疚。

  

  这个温和的穆斯林看到记者的惊愕,主动解释,“古兰经说,你可以娶你们爱悦的女人,两妻、三妻、四妻,但如果你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能各娶一妻。”他微笑着说。“我认为我是个好丈夫。”

  

  对于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Cisse从男女比例和国家人口的角度表示理解,“这样的政策有利于中国,就是好政策。”

  

  Cisse的家族兄弟对兄长的善解人意不以为然。提起中国,他和许多初到中国的非洲人一样充满怨气——中国人拿非洲签证,比非洲人拿中国签证容易得多,不公平;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太可怕……

  

  每当彼时,Cisse总是笑而不答,等他唠叨完了,才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2月22日,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古尔邦节过后,紧接着是圣诞节。每年此时,Cisse的商店及整个中非贸易城进入了淡季,“巧克力城”几乎成了座空城。

  

  而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候机厅,工作人员进入高度紧张状态。上万名非洲乘客身后,都跟着一长串小山一般,超大超重的行李。

  

  来自利比里亚的“候鸟”Cote几乎被他的行李所淹没。换取登机牌时,Cote被告知需要到“超重行李托运处”办理托运,他开始讨好般地称呼工作人员为“sister”(姐姐),并请求“sister”放他一马。要求自然遭到拒绝,Cote焦躁地把行李重新放回推车,边走边说,“中国,麻烦!真麻烦!”

  

  最终,他还是交了超重费用,过安检口时,Cote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回过身来向记者挥挥手,“明年3月份,我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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