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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发展困境

2009-07-20 21:55:59 来源: 互联网  文字大小:   [举报] 已有评论(0)

   作者简介:武坚,工学硕士,在国内从事技术工作多年,后移居国外(至今仍为中国籍),游学、打工数年,现在一家工程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喜爱社会研究、特别是中西方社会比较,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文章若干篇 文章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





  在本文章中,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困境归结为“发展的自主性困境”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并围绕着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四个基本因素,分别论述这两个困境的表现、根源及其可能的后果。作为第1节和第2节分析的应用,在第3节中提出了我们“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本章的主要内容完成于2004年2-3月(其中第一节《发展的自主性困境》、第二节《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完成于2004年2月-3月,第三节《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完成于2005年12月-2006年1月,2007年4月对上述各节略作修改),现在(2007年)看来,有些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们依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自主性困境和可持续性困境——最近几年(2004-2007年)在自主性困境方面有所改善(至少政府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并没有完全缓解;在可持续性困境方面则处于继续恶化的过程中。



   1:当代中国的发展自主性困境



  [附注:我们认为,对于自主性困境的判断可以采用如下三个证否性标准:1.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外资撤离的极端情况下组织生产、维持经济运转、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2.中国政府是否拥有替代措施以应对外资的威胁、降低可能的冲击,特别是能够维持就业人口的稳定?3.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领域、特别是在无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领域,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组织本国企业实施技术跟踪和产品升级?]



  坦率地说,我们曾经对“中国正在陷入自主性困境”这一结论感到非常疑惑。很难相信一个崇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会在短短的20几年时间内迅速丧失经济的自主性。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的确透露出这样的趋势——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升级能力、内需不振导致经济过于依赖对外贸易、日渐增多的跨国公司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打压和制裁、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认同和将中国成为“世界工场”的现实,从不同侧面间接地提供了“中国正在逐渐丧失经济自主性”的证据。[附注:中国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虽然经济自主性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可以称为危机的程度,虽然在某些领域的技术突破标志着中国仍然拥有自我更新能力,但是就整体的趋势而言,中国的确潜伏着丧失经济自主性的困境,这种趋势继续发展的结果就是已被人们所熟悉的“拉美化”——一个丧失了经济自主权的国家,其政治自主的大厦也必将摇摇欲坠。



   1-1:经济自主性困境的表现与根源



   1-1-1:本土企业弱化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有一个以“国家所有制”(简称“国有”,其实质是“政府所有制”)企业为骨架的完整工业体系。尽管整体技术水平并不先进,但是它的规模和完整性、它对国外产品的替代作用确保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性。然而,随着80年代之后追求短期效益的观念逐渐主导政府的产业政策,受内在机制困扰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逐渐从辉煌走向没落、直至破产,这一现象在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尤为突出。



  90年代制定的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政策,同时包含着“保存国家所有制”和“完善民族工业体系”两个目标,然而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矛盾:“保存国家所有制”意味着维持政府的高度垄断与控制;然而,在一个技术进步迅速的时代,“完善民族工业体系”更需要依靠企业管理者的自主决策和利益激励。政府的利益导向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使得当这两个混杂在一起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对前者(“保存国家所有制”)的考虑优于后者(“完善民族工业体系”)。各级政府在90年代对本土民营企业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时的阻拦、刁难,正是这种利益考虑的反映。[附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放松了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兼并的限制,但是能够进入兼并市场的“民营企业”通常不是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生产型企业,而是与政府高级官员具有密切利益关联的“特殊机构”。中国政府之所以出现政策的急剧变化,其真实的背景是权势阶层(官僚集团及其利益盟友)急于“化公为私”。关于“权贵私有化”的论述参见第3.2-4节《政府垄断下的私有化》。]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保护,导致政府对本土“民营”(作为特殊时代的特定称谓,“民营”的真实含义是“私有”)企业的歧视和将大量宝贵资源(资金和市场特许权)投入到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而不是平等地对待两者。即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府为了挽救国有企业而执行着对内(本土民营企业)歧视的经济政策:不仅在资金供给和市场特许权等方面给予国有企业优厚的待遇,而且为了达到提升国有企业技术水平的目的,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兼并(公开的说法是“合资经营”)国有企业——如果一家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进行兼并,则被认为是“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各级政府不但容许而且给予大量的补贴;唯独不容许本土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并且对本土民营企业采取歧视性税收和信贷政策。因此,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 Gilboy)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利于国有企业,给予它各种优惠和便利政策以获取资金、技术和进入市场。改革也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导致外国公司在中国工业出口中占有巨大份额,在中国国内市场也得了有利的位置。结果是,中国工业领域充斥的是低效但又仍然庞大的国有企业、日益占据优势地位的外企以及无力在同等条件下与这两者竞争的民营企业。”[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 Gilboy)《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黄亚生更直接指出,中国外资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中国政府“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人为地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的进入。”“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等于限制技术转移。”[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源于保护本国工业体系而形成的畸形市场结构变成了使垄断得以持续的条件——对后来者“进入”的限制变成了在位者的垄断。然而以歧视、限制本土民营企业为代价的“优惠”(即赋予国有企业资金和市场特许权的)政策并没有能够为国有企业带来生机,国有企业在收益归属问题上的模糊和混乱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代理人问题”,最终使中国国有企业不仅由于缺乏创新精神而形成对外国技术难以摆脱的依赖、而且也由于“代理人的僭越、自肥”而逐渐丧失维持经营的资本。面对内部机制所造成的困境,国有企业企图通过与跨国公司及其分支、附属机构合作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两者在资金、技术、品牌和管理等方面的过大差距并没有导致实现“以市场(特许权)换技术和管理”的初衷。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不对等合作无法撼动后者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国有企业对技术人才的轻视进一步妨碍了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使得国有企业始终无法建立起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在短暂的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蜜月期”之后到来的是国有企业面临的更大生存压力和逐渐的“边缘化”。[附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研究认为:“中国靠外资引进技术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是,中国汽车工业合资20年,至今没有开发出一款走向世界的自我品牌。参见路风《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



  为了挽救国有企业所作的徒劳无益的挣扎妨碍了本应该积极实施的“完善民族工业体系”的努力,其结果是:政府对“国家所有制”而非民族工业体系的过度保护,造成“借助于政府垄断而压制自由竞争”的局面,然而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动力,使得国内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并没有随着市场份额的出让而明显缩小(1996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表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1180种主要专业设备中,达到先进水平的仅占26.1%);缺乏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在政府主导下热衷于大规模的重复投资,产品和生产技术的雷同使得同业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长期消耗战,并导致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低下(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2/3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造成了政府缺乏对民营企业真实运作状况的监控,由此而引发的民营企业普遍偷税逃税行为使得沉重的税收不适当地加诸于国有企业,造成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缺乏技术升级所需的资本;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保护人为地阻止了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兼并、重组国有企业的途径,于是国有企业被迫退出后的市场空白更多地被依附于跨国公司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而非独立的本土企业所填补;随着国有企业的普遍衰败,中国的民族工业体系成为了事实上的殉葬品——大批技术工人下岗、大量机器闲置、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流失、经过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化资源被浪费,中国本土企业在相当长时期内失去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并丧失在核心技术层面对国外产品的替代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威慑、保护效应。



  中国政府在90年代保护民族产业的努力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目标的扭曲导致保护对象的错置”,保护对象的错置导致保护成效的低微”。中国政府实施的产业保护,其目的不是为了鼓励民族产业的技术提升,而是为了保护官僚(即所谓的国有)资本不受损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本土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都成为需要遏制的对象,政府的保护理应被国有企业所独享。然而国有企业内在的缺陷造成了衰败的必然,最终政府精心设置的保护网随着国有企业的衰败而失效。[附注:尽管“由于政府过分关注自身利益而扭曲社会资源有效、合理配置”的现象近年来已有所减少,但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深度介入的做法仍然隐含着“政府垄断导致社会资源被扭曲配置”的可能性。]



  在国有企业衰败的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没有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而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如由于基础差、底子薄、缺乏长远规划和对私有产权担忧而导致急功近利),也有“垄断社会资源的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及“强大的跨国公司挤压缺乏政府保护的本土企业”的因素。此外,不合理的低价格机制也阻碍了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激励:劳动力价格和资源(原材料)价格过低降低了企业家对“旨在替代劳动力大量使用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之新技术的重视。



  总体而言,“我国工业的差距表现在:我国能够进入世界工业500强、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还很少;我国的工业结构亟待升级,加工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低;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技术储备,关键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进步投入少,技术进步体制存在问题;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工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等等。”[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资金、技术、管理、经营理念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引进,以及在开放所带来的竞争的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但目前我国有竞争力的产品还基本上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产业在国际分工中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玩具业还是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信息产业都存在以下情况,即我国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一些国内市场较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资凭借强大的资本技术优势,通过收购国内骨干企业和新设投资抢占市场份额,与内资企业争利。而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则是直接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我国投资进行低附加值零件的生产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在外资企业产值已经占到半数以上的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企业的平均工业增加值率反而低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王燕梅《我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借助于资本、技术和对国际市场垄断的优势,跨国公司逐渐增加在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其负面的效果体现为对中国在化工、机械、电子等基础产业中的自主性产生重大的威胁。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绝大部分被进口产品挤占,其中仅装备制造业产品每年的外贸逆差就高达数百亿美元。以作为装备制造业核心的数控机床为例,2004年国产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30%,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型和普及型层面,高级数控机床完全被发达国家垄断。此外,集成电路的95%、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装备及纺织机械的70%依赖进口。



  另据新华社2004年6月7日报道: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院士们最为关注的话题是中国科技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问题。院士们认为,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无法令人乐观: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靠进口。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主要都是依赖进口;而在国家安全领域,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和急需的关键元器件只能依赖进口,处处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国内一些集成电路企业的特征是核心技术深度依赖国外厂商,一旦国外停止供应核心技术,15天之内只能停产。



  “与日本韩国所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在大力促进出口方面别无二致,但是鼓励出口的机制方面却与东亚模式完全不同。所谓的东亚模式是对本国幼稚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实行寡占竞争,力图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内培养出竞争力后走向国际市场。这种国际竞争力以民族品牌和自主开发为特征。与东亚模式恰好相反,中国鼓励的出口是基于通过生产要素,尤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来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在每年的进口中,80%是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不是消费品。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原材料和生产的半成品,然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以这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是见效快,即单纯引进外来技术和品牌并不需要艰苦的自主开发和学习。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没有独立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主要利润被跨国公司攫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基础,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来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高柏《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



  核心技术研究能力的丧失使中国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之中: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借助于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优势,迫使中国政府过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附注:随着美国、日本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渐失,知识产权争端已成为他们控制市场的一种主要非贸易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淡化,技术壁垒的力量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作一个法律手段运用,更是当作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其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从市场份额日益扩大的中国企业手中分取一部分利润;二是通过收缴专利费和提请“知识产权”诉讼提高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削弱中国企业产品的价格优势。]这种维护跨国公司垄断商业利益而非鼓励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正在成为瓦解中国本土企业自主性、压缩其发展空间的锐利武器,使得本土企业在高技术层面上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障碍。[附注:这里所指的高技术并非仅存在于新兴产业,即使在传统产业领域也仍然包含大量的高、新技术成分。]



  我们认为: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威胁不仅在于一时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和对产品进出口的高度依赖,而且更为根本的威胁在于本土企业普遍失去对国外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人才与动力。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能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能够掌握和控制的核心技术(掌握和控制的标准应该是“在面对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时刻,政府有能力使这些技术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充分发挥这种核心技术作用的完整产业体系;另一部分是充足的、具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各层次技术人才,以及发挥这些人才能力的管理机制。由于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中国社会除了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利益分配体系之外,无法形成与之并行的非权力性利益分配体系。权力性利益分配体系长期主导所造成的结果是:本应该分散在各个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大规模地向掌握垄断权力的政府部门和准政府部门聚集,而本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技术岗位则普遍缺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据《工人日报》2003年11月6日的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期的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在一些国企和研究单位,科技人员的分配机制不健全、分配形式不科学、分配报酬不合理的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技术人员争相走‘官路’。报告称:‘最优秀的技术人员都当官去了。’在被调研的一家国有企业里发现:现有的管理人员大多数都是中级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调转过去的,高级工程师基本上都在管理岗位。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除了管理人员的工资比技术人员高、有实权、诱惑力大外,还有技术人员的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等因素。技术人员想尽一切办法走‘官路’现象的出现,使国企技术人员严重匮乏,出现了‘断层’。”



  国有企业的普遍衰败、民营企业的被歧视、普遍存在的产权混乱、缺乏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以本国企业和国民为受益主体的反垄断措施的滞后和软弱,这些因素纠结在一起成为妨碍企业对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制度性障碍。被权力体系扭曲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自发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则进一步制约着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产业的持续升级、以及劳动力生产技能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由于缺乏创新激励与研究投入,缺乏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动力和能力,中国只能成为外国高技术产品的销售市场,而无法借助于产品引进实现技术自立。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中国终将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而绝不会成为真正的制造强国。



  近几年来,随着有识之士的广泛呼吁,中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自主创新问题。但是众多自相矛盾的信息披露使得外界难以准确、客观评估自主创新的成效。下面两则报道就反映了“宏观乐观、微观悲观”的背离。



  根据2006年01月23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目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没有技术开发活动。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即便一些国企引进了技术,但是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在技术创新的各要素中,人是主体,而如何激励人才进行技术创新却是国企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高数量研发人员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仅没能像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那样创新、扩散技术,而且不少产业的关键技术自给率很低,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60%的企业正处于亏损状态。……目前我国以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生产线为主,专利和专有技术引进不足。2004年我国技术进口合同总金额138.6亿美元,其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等占到52.3%,专有技术所占比重仅为29.8%。……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引进国外技术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发达国家平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可以说,近年来,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引进的。而且引进技术的结构极不合理。……国有企业在技术引进之后,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充分地对引进技术进行研究、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进而成为技术强国向外输出,实现引进→创新→输出的良性循环。有资料显示,中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和消化吸收经费两项费用的比例是1∶0.06。而韩国、日本企业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比例则达到1∶5到1∶8。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花5到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目前国企的技术创新掉入了两个怪圈: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能力越弱越依赖,越依赖能力越弱。两个怪圈反复循环,国企深陷其中挣扎难脱。”



  根据《科技日报》2007年1月29日报道:“2007年1月29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里,科技界围绕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题,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成效显著。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社会R&D总支出达3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2%,占GDP的1.4%;政府科技拨款稳步增加,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拨款达716亿元,比上年增加19.2%。徐冠华指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科技事业有了大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大大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我国科技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是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加速形成。2005年我国已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35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位;全时R&D人员136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二位。 ‘十五’期间,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80%。在863计划的课题负责人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家达到55%以上。在2005年国家科技奖的获奖者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科学家占到60%。一支充满活力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正在迅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二是基础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科技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总数已居世界前列,特别是SCI收录的中国科学家论文数已与英、德、日三国相当,其中纳米领域论文引用数位居世界前列。三是一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被攻克。



  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工程、‘歼十’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软件、集成电路装备、大型燃气轮机、超级稻育种技术、新药创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以信息领域为例,曙光4000A高性能计算机、‘龙芯2号’64位高性能CPU通用芯片、‘银河麒麟’计算机操作系统、0.1微米等离子体刻蚀机和大倾角离子注入机等高端技术的突破,为改变信息领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在生物技术领域,超级稻育种技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十五’期间,863计划共有15个品种获得一类新药证书,109个新药品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四是发明专利数量大幅增加。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发明专利的授权量由世界第13位提高到第4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从世界第8位上升到第4位。‘十五’期间,仅国家863计划就申请专利22000项,其中发明专利17000项;获得专利授权60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3700项,获得授权的专利数是‘九五’期间总和的5倍。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五是高技术产业化迅速发展。以国家253个高新区为例,据统计,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9%,高新区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达到802亿元,占全国R&D经费的40%左右,高新区企业4万多种产品中自有技术的产品已超过70%。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



  面对如此众多自相矛盾的信息,或许我们应该秉持如下的原则:相信高层(政府)发布的宏观信息,相信基层(企业)披露的微观信息。因此可以推测:“研究与开发(R&D)的总支出增加”、“从事科技的人力资源增长”、“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这些信息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在物力、人力资源投入之后的实际产出情况则可能并没有政府所认为的那么乐观——在被政府高调宣传的众多成功项目中,有些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些由于信息保密而不具有横向(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可比性、有些则并非完全的自主创新,特别是当相当多的R&D总支出出自跨国公司之手时,支出增加的结果可能是进一步损害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近几年,软技术的引进在技术引进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技术引进的主体已经转向了外资企业。尽管有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层次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跨国公司转移高层次技术是以其对企业具备足够的控制权为前提,跨国直接投资本身就是为了保持技术优势、防止技术扩散而出现的,否则采取技术转让的方式可以更轻松地从技术优势上获利。因此,国外资本技术转移层次的提高仅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市场竞争而提高其投资企业获利能力的举措,既不可能转让最尖端的技术,也不可能通过技术扩散提高其他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王燕梅《我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2002年,我国发明专利中国外授权占到72.3%,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占90%,计算机领域占70%,医药领域占60.5%,生物领域占87.3%,通讯领域占92.2%。……国外知名的石化跨国公司申请的专利占该领域内国内发明申请的80%。在核技术、医药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90%以上属于外国;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生产方面关键技术的专利也几乎全部被外国控制;航天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外国比国内高出30倍;我国曾经处于领先地位的永磁强磁材料、超导技术、计算机以及数据处理方面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大半也被国外占据。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与外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比值为1∶9。”[董书礼《从模仿到自主创新: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产业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系列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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