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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沈志华李丹慧谈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细节

2009-07-20 21:55:59 来源: 互联网  文字大小:   [举报] 已有评论(0)

经过五年的准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终于在今年春节前对外开放了。这个消息首先吸引的是国内外新闻界,当我在开馆的第一天赶到位于外交部附楼七层的“档案利用处”时,那里已经云集了一大批中外记者。中国外交档案解密,是中国改革开放花园里的一支鲜花,也是中国档案事业改进的一件大事,当然是值得加以报道的。不过,真正从中受益的,应该是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以及他们在国外的同行。







对于中国外交档案的开放,的确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我本人就接到了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许多学者的询问电话和电子邮件,我也介绍了几批国外同行到档案馆去参观和查阅文献。但是,作为学者,在我看来目前有两种反应多少有些偏颇。其一,认为这批外交档案解密的数量太少——只是1949-1955年馆藏文献的30%(约万余件),层次较低——缺乏有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文件。这主要是学术界的反应,例如,当我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中国外交档案开放的情况时,有一些学者对此似乎就不以为然。殊不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目前迈出的虽然还只是一小步,但这对于推动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开放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国家部委一级档案的首次对外开放,不是在文化部门、经济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而是在最具敏感性的外交部门,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其二,认为外交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似乎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了。这主要是新闻界的反应,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面对中国外交档案的开放,作为学者,我们在兴奋和庆贺之余,应该做的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去阅读这些珍贵的文献,寻找研究相关课题所必需的史料,然后经过研究者对文献的解读,经过深入的考察和探讨,把历史的真相告诉读者。



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两个多月以来,我带领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学生——肖瑜、何妍、张玉华、王洋等,先后去了五六次,在那里确实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材料,一则让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已经开放的外交档案的内容,二则是向那些刚刚开始历史学研究的有心人交流一下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搜寻自己所需史料的体会。







毛泽东请求大量苏联专家来华的电报







去年我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书名是《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如果我当时知道外交部档案馆即将开放,我一定会推迟一年出版,因为其中开放了大量有关苏联专家的历史文献,而且有许多都是在我已经掌握的中国文献和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的史料。



例如,我根据以前看到的材料,在该书第一章中提到,1948年9月8日林彪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遣100余名经济苏联顾问到中国。12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又通过苏共中央在北平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苏联专家的数量增加到500名比较合适。由于莫斯科迟迟没有答复,陈云和周恩来在1949年1月又把聘请专家人数分别减少到338名和328名。但苏方仍然没有回音。后来,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又有文献显示,毛泽东再次要求第一批来华苏联专家最好与刘少奇同行。于是,刘少奇回国时,已经有220名专家(一说250名)随车来华了。在这其中,1949年上半年中共的要求有什么变化?提出的来华专家人数到底是多少?后来的结果与中共的要求有多大差距?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



这次我在外交部档案馆发现了1949年6月9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109-00192-01/30-38),可以说明这些情况。电报摘要如下:



菲里波夫同志:



我们在讨论了中央计划、财政、经济组织机构以后,已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及其专长。



我们共需专家不下六百名,对于这批专家,我们可以在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期间接受和安置到各个计划、财政、经济机关与工业企业中去。



第一批,我们请于今年六、七、八三个月中先派二五八名专家来,……(以下是拟聘600多位专家所在专业的详细列表——引者)



这一来问题就清楚了。显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1949年2月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加深了中苏两党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便提出了派遣更多专家的要求,而斯大林则基本上满足了中共的要求——斯大林同意派遣600名专家,并且第一批来华专家的实际人数与毛泽东的要求也相差不大。







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最初协定







我在《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的问题。1950年2月中苏双方为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苏方要求中国政府每月必须为每个专家支付2000-4000卢布的补偿金,而周恩来则希望减少数额并以实物支付,直至周恩来回国双方尚未达成协议。后来,周恩来指示中方谈判代表接受苏联的条件。双方之所以产生分歧和争论,主要是因为苏联在1950年2月提出的协定草案与此前中苏双方商谈的条件有很大差距。中共中央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回忆录中谈到,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时与斯大林商定,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只享受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等的待遇。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对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之事备加赞赏,其中特别讲到:“他们来到中国,由中国分配他们的工作,在他们被分配到各工厂、各企业和各经济机关去的时候,他们在各工厂、企业和机关的中国负责人领导之下工作,他们只做顾问。他们的薪资,只领取和中国同等工程师一样的薪资,而不是如英国美国工程师一样,领取很高的薪资。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工作条件,是过去外国工程师从来没有过的,只有苏联的专家才自动提出这些条件。苏联与中国的商业,现已开始进行,苏联所提出的通商条件,也是完全友谊的和克己的,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这就是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些具体表现。”(《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73-74页)当时可以看到的文献只是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的电报:“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的全文,望即照此签字。回国经东北时,同高岗、李富春商定具体执行办法。”(《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21页。)而刘少奇与斯大林究竟是如何讨论的,双方签订了一个怎样的协定,除工资水平外还有哪些内容,却不得而知。



这次在外交部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即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签订的《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之工作条件的协定》(109-00192-01/9-10),完全回答了上述问题,现节录如下:



联共(布)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请求,为了帮助中国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派遣苏联专家给中国。为此,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议定下列各项:



(一)由苏联派给中国的六百名苏联专家,由中国方面分配他们到中国各企业、各机关及其他组织中工作。



(二)苏联专家在中国各企业、各机关及各组织中以顾问资格,并在各该企业、机关及组织中之中国负责人员领导之下工作。



(三)为造成一种条件,保证苏联专家在中国之经济与文化建设中,能更顺利地完成在组织上及技术上帮助中国的责任,苏联方面特派柯瓦略夫同志负责管理他们的活动。



(四)派给中国之苏联专家,其工作期限定为一年,他们在中国工作期限之延长,由双方协议定之。



(五)中国方面付与苏联专家之薪俸,应按照现在或将来为中国同等职务与资格之中国专家所规定薪俸标准,以中国货币付给,并保证供给彼等以相等的中国专家所享有之其他一切条件,包括食粮及工业品之供给,以及薪俸以外之贴补等等。



当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中国方面应无代价地供给彼等以附有家具设备之住宅、温暖及灯光,或付给彼等以租赁附有家具设备、温暖及灯光之住宅的同等费用。



如此看来,1950年2月苏联提出的协定草案与1949年8月中苏两党已经签订的协定确实是大相径庭的,其原因主要在于斯大林被迫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废除了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心中多少有些怨气。(详见拙文《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中共中央联络员邓立群到新疆的新史料







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的友好和信任,建议中共军队提前占领新疆,并答应刘少奇的要求,愿意为中共进军新疆的部队提供空军援助和必要的交通工具。毛泽东原计划于1950年或1951年解决新疆问题,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决定提前攻占新疆的日期。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调查在年底以前占领新疆的可行性。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邓力群不久便在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及驻苏大使馆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伊犁地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这对于后来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起了关键的作用。(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二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过去只有邓立群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描述,现在可以补充一些文献证据了。



其一是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写给马林科夫的信(档案原件是俄文,109-00004-03/10),刘少奇在信中写到:



关于向新疆省派出我们的工作人员即通信员,我们认为必须向您通报以下内容:



一、被派出的人员名单:



1)邓立群,34岁,汉族,湖南省人,1936年入党,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2)王乃近(Ван Нэй-цзин),26岁,汉族,山西省人,自1938年起在中国人解放军部队工作,1942年入党,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密码译员;



3)唐汉杰(Дань Хен-де),26岁,汉族,海南省人,1937年入党,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无线电报务员;



4)李东向(Ли Дун-сян),24岁,汉族,河北省人,自1940年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工作,1942年入党,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无线电报务员。



这组人员中年龄最大的是邓立群(34岁)。



这些同志已经做好了动身的准备工作。



二、在伊宁组建的无线电台,应该与中共中央(北平市)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建立联系。在最初阶段,这个电台还应该与莫斯科无线电台建立联系——为了帮助伊宁电台迅速建立起与北平和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联系,这是必须的。如果您同意这一点的话,那么,请您给相应机关下达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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