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鸭绿江”，一条闻名世界的河流。千百年来，因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气息，逐渐为人们所熟知。而上个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一场惨烈的战争，使它真正闻名于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10月25日这天，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
从今天起，一部名为《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的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套晚间《探索·发现》栏目隆重推出。该片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央新影集团、南京广电集团、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华艺音像实业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第一次全景式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
摄制组历时一年半时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寻访到当年志愿军老战士500多人，采访了迟浩田、赵南起、傅全有、于永波、王海、向守志、韩德彩、方子翼及当时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战斗英雄张积慧、《英雄儿女》王成原型蒋庆泉、“一把军号退英军”的英雄郑启、《志愿军军歌》的作词和作曲者等一批我军高级将领和英模、知名人物，累积拍摄素材达两万多分钟，搜集到当时珍贵历史画面长达三千多分钟。该片用大量珍贵且首次披露的历史画面，力图为观众还原一场难忘却的战争。
本报记者选取了纪录片众多亲历者中的三位，通过他们的口述实录，从一个侧面为您讲述那场“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我所知道的上甘岭
口述人：张计发
(87岁，时任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7连连长，电影《上甘岭》中八连连长的事迹就是以张计发为原型创作的)
我们第15军这个部队是1951年4月份出国，出国就赶上了第五次战役，我军劲头很猛，美军招架不住了就主动后撤。咱们各个部队都在追，想多抓点俘虏，很快备的干粮就吃完了，子弹也都快打完了。敌人知道我们没有后方，又开始反攻我们。
出国时军里首长考虑到这是一场恶仗，就有意识地保存了一部分战斗骨干。我那时候当副连长，人家出国时，把我们留到凤凰城，在那接兵，同时再搞点战术训练。五次战役我没赶上，等我们带了四川的这一批兵一上去，第一仗就是打的上甘岭。
为准备大战，我们在做第三道防线，五次战役后，部队都没有吃到什么青菜了，粮食大部分是炒面，好多战士都得了夜盲眼。后来朝鲜老百姓呢，就给我们送来一些南瓜叶子，不是南瓜，是南瓜叶子。把南瓜叶子弄来熬水喝，喝这个好像管点用，但最后还是不解决问题。毛主席知道了前线部队都得夜盲眼了，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维他命，一个人一小盒子，喝了那个，眼睛就逐渐逐渐地恢复了。
第三道防线还没有完工，就叫我们到上甘岭去换防。到上甘岭我们换26军的防，五次战役结束时26军就在上甘岭这个地方阻击敌人，他们做成了防御工事，在这个地方守了9个多月，我们则准备在这个地方至少守一年。我们军里头组织连以上的干部到26军去参观，看看人家的坑道是咋做的，坑道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到那一看，很受鼓舞，发现他们的重机关枪、迫击炮都能从坑道里攻击出去，打完了，就撤离坑道。26军的老大哥对我们很关心，人家还专门派了一部分干部，来指导我们做坑道。
在做坑道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从国内运来的炸药数量很少，连里就组织自制。没有木炭，就组织战士去弄木头捡煤渣。10月14日上甘岭战斗开始，我们的工程基本上完工了80%。
我们有盛兵的坑道，有盛弹的坑道，施工时根本就是白天晚上不休息。互相之间还比赛呢，进度都拿尺子量，每天都要汇报进了多少，每个礼拜都要评比。有一次我到二排的阵地上检查，谁知道刚出连队没走多远，就听见一发炮弹打过来了，卧倒的时候，觉得这个手麻了一下，起来一看，小手指头还在地上耷拉着。通讯员赶快给我拿绷带包住，可是不好包啊，我干脆就把它拽掉了，就这样包了三天，可只要手这样往下一低就会滴答出血。直到有一次被营长发现了才进了医院，谁知道在医院里住了13天都不让走。就在住到第8天的时候，上甘岭战役打起来了，这下我急了，最后找到团长。团长说，别人都可以去，就你不可以去。团长是要保留一些干部的种子，这样 10月14日开始打，到10月25日才叫我回到连队，说我们连队打得很好，现在撤下来了，给你们补充一部分同志，抓紧时间训练，你们连的任务就是什么地方失守了，就把什么地方夺回来。
当时失守的有四个阵地，天黑以前观察，这四个阵地上有敌人三个多连的兵力，三百多人。
我们那时候上去就182人，所以指导员就给大家讲，今天晚上的任务不同于一般，第一条规定，不准抓俘虏，你抓一个人，你还得一个人看着；第二条，就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第三条，就是动作要猛，超迅速的迅速，超勇敢的勇敢，你只要勇猛，敌人他就软，我们就是要扑上去压倒敌人。我们这个连那天晚上真是给团里争了光，一晚上我们把这四个阵地都夺了下来，躺在阵地上的敌人就两百多，一晚上光轻机关枪就缴获了32挺，还有4挺重机关枪，两门炮。经过这一晚上，我们也伤亡了80多人，出了三个战斗英雄。
二排五班的副班长李忠先，山东人，当时597.9高地二号阵地敌人火力猛，上不去，我们的李忠先就跟同志们讲，咱们是突击排的突击班，我们一定把口子打开，让我们连打上去，同志们掩护我。他抱了一挺机关枪，带了两根爆破筒就爬出去了，当爬到敌人的机关枪快打到他的位置，他抱着两个拉开的爆破筒，就跳进敌人的火力点，地堡被震塌，他也壮烈牺牲。这样我们才在二号阵地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我们二排的排长孙占元是河南林县人，当时一条腿已经炸断了，他还坚持在阵地上坐镇指挥战斗。战士们看到了说，排长，你负伤了，我们把你送到坑道里头去吧。孙占元同志说，我是排长，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下去，我就是牺牲也要和敌人拼死在阵地上。他自己就那样拖着一条断了的腿，带着机关枪爬一点近一点，近一点就打一下，掩护着战士们，最后干脆就用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回到坑道里，饮食成了大问题。
坑道里头堆了好多高粱米，没有水也吃不下去，就用牙膏在那个嘴巴上弄一点湿湿口，刺激刺激。那时候牙膏也不多啊，尤其是我们的伤员负伤了，没水，看着他们在那里干渴得难受，有同志就把解下来的小便给他喝。对他说，同志，咱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这一点办法了，这是我们祖国买不到的好茶，你忍住点喝吧，喝了咱好给祖国争光。每次说起这事来，我都想掉眼泪，我们那些同志们真是可爱啊，他们心中想的只有胜利，只有战友，却从不想自己。
团长得知我们这里弹药缺乏，让四连的指导员尽全力支援。他带着五个人，每人背着三箱手榴弹上来了，见到我时还交给我一个苹果。我问这个苹果从哪里来的，他说在半路上捡的，我说你捡了为什么不吃啊，他说我来回运输，半路上可以喝到一点冷水。听他这样说，我很受感动，就把苹果接过来，递给两个通讯员，他们要负责给上级报告情况，传达上级的指示，经常因为口干说不出来话，急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嘴巴打破了，有一点血出来，才能伸出舌头报告情况。我让他俩吃了顺顺口，他们接过去没吃，交给了卫生员，就这样传来传去最后谁也不吃，又交给我。实在没办法，我就在那苹果上吃了一口，跟大家说，我们这么多人，把敌人都消灭了那么多，难道连一个苹果都消灭不掉么，大家都得吃！我在那吃了一小口，大家谁也舍不得多吃一点，我们八个人，整整地转了三圈，才把这个苹果吃完，回想起这些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战友间的那份深情厚谊。
鹰击长空的“空四师”
口述人：方子冀
(96岁，时任空军第4师师长)
讲到空四师抗美援朝的事，还得从它的来源开始说。
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经常派飞机来到大陆东南沿海骚扰。根据这个情况，中央就考虑，我们自己没有飞机，那只好请苏联派飞机到上海、华东一带来防空。苏军打了几架台湾的飞机以后，台湾再不敢派飞机来炸，这样子大陆就比较安定了。这时毛主席想，光靠外国人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因此，中央就决定要建设空军，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刘司令接任务以后觉得，要办空军那就大干一场，小打小闹不行。因此他亲自到了苏联，一下子买了四百架飞机，请了六个航校的班子来帮我们训练。我们的速成班经过半年的训练以后，刘司令就把这些人集中到南京，成立一个混成旅，叫做第四旅。为什么不叫一旅、二旅、三旅呢？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建立红军是从第四军开始的，现在搞空军也从第四开始；另一方面，要把第一留着，在战场上谁打得好了，就给谁第一的番号。
第四旅是1950年6月19日成立的。四旅成立六天后，朝鲜就发生了内战，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所谓联合国军，来支援南朝鲜打北朝鲜。他陆军还没有到的时候，空军就先到了。美军的飞机当时不断地侵入到鸭绿江北边，轰炸我们东北的城镇。我们志愿军入朝以后，美国的飞机对我们的部队和后边的交通运输线也是狂轰滥炸，志愿军首长要求空军派部队去支援。刘司令很为难，刚成立的混成四旅，实际上只有一个团，也没打过空战。后来，中央军委下命令，把这个混成四旅，再加上第十团调入东北、调到辽阳来。空四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的。
刘亚楼起先叫我去当东北空军第三旅的旅长，我在1950年的9月份到了沈阳。那时的东北空军还只是一个架子，我的第三旅就我一个人，住在宾馆里头。我主要是跟苏联151师的师长比洛夫打交道，因为我将来要接他的飞机，他是帮助我们训练的。不久刘司令专门给我发了电报，叫我接到电报以后立即到辽阳接应第四旅。到了辽阳以后，我知道部队要抗美援朝，刘司令问我打没打过空战？我说没打过，但是动作知道。他说这么说来，我们的空军对空战还是一个谜，要想办法解开这个谜。另外他还说，我们毕竟是新部队，美国空军是老牌空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一鸣惊人，那我们就谨慎一些，不要一下子把一个团都拉出去，那样很容易不小心就出大事，出大事我们就完了。刘司令员说： “方子翼，我给你个紧箍咒，开始的时候给你两架飞机、四架飞机起飞的权利，什么时候能够起飞多架，听我的命令。”
我跟苏联的师长认识，我们跟他混合编队作战，叫他掩护我们作战，带领我们作战。值班飞行时苏联人出八机，我出四机，他前面一个中队，四机，后面一个四机，把我们留在中间，叫他带领。地面的指挥所是这样的，苏联巴什盖维奇和我，两个人对面，他用的是俄文的地图，我用的是中文的地图，但是他说话我听得懂。他给他的部队讲什么，我就给我的部队讲什么。
初期的时候都很好，可很快就出问题了。一旦发现敌机，他后面的中队就跑到前面去了，把我们撂到后头去，我们不仅看不见敌机，连苏联的飞机我们也看不见了，这样搞了好几次，我们的飞行员非常不高兴，说苏联人不用心带我们啊。飞行员们就跟我要求，要自己干。我就跟苏联顾问巴什盖维奇谈了这个问题，巴什盖维奇说，现在我们就好 像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一只手牵着小孩，另一只手要准备打仗。一只手打人家当然打不赢了，只有把小孩先撂下来，才能够战胜敌人。他说你别着急，慢慢来。但是我们的飞行员着急啊，飞行员摩拳擦掌地叫唤了，我跟飞行员李汉商量，怎么样脱离他，我们单独能打上一仗。于是出动的时候，我们照样还是排在中间，但让我们的部队尽量地靠在右边，把敌目标放在我们的左前方30公里，那儿既方便观察也方便进攻。我们的飞行员只要听我一说现在距敌30公里及其位置，你就往那个方向搜索，搜索到敌人你就下去打。这个办法非常灵，第一次照这个办法出击了，苏联空中的战斗员就报告，说是有飞行员冲到前面去，叫我制止，我没有吭气，还照样指挥我的部队往前冲。但是这一次没打上仗，原因在于我的电台不灵。我赶紧借来一部短波电台，有了电台，我就指挥作战了，我们两个还是在一个桌子上指挥，他指挥他的，我指挥我的，我说话他不懂，他说话我懂。
1951年的1月十几号，李汉他们打下一架飞机。苏联方面只认定是打伤，可美国人自己出版的书中记载的是一架F-84被击落。打下来这一架飞机，大家高兴得要命。我发电报给刘司令，刘司令也很高兴，回电鼓励我们。打了这一次，就胆大了，知道空战是怎么回事儿了，等于是揭开了空战之谜了。
第一架F-86是刘永新打下来的，他是个新飞行员，那一次有六架敌机打他，当他打掉了一架F-86时，自己的炮弹也用光了，其他敌机围过来打他一个，把他打掉了。还有一位叫李永泰，12团一大队大队长，他也是炮弹打完了，没打下敌机，四架飞机就围着他打。把他的飞机一共打了56个窟窿，在1万2千公尺上空被打得发动机熄火了，但他就这么着把飞机滑回来了，落到安东机场。苏联的飞行员跑来一看，说，哎呀，这哪里是飞机啊，这是坦克。从此李永泰就有了“空中坦克”的名号。
张积慧打戴维斯那一次是怎么回事儿呢？张积慧他掉队了，他是个大队长，可能是因为太阳的关系吧，他没看见长机，结果带着僚机掉队了。掉队以后他继续往前找的时候，就发现了敌机，跟踪到了新安州附近，他就把这个飞机打掉了。后来人家的僚机又把他打掉了。那一天打仗回来以后，谁也没报告说打掉了敌机，唯独张积慧给我报告说他打掉了飞机。可是没有证据，我不太相信。但是，隔了两天以后，刘司令发来电报，说是美国方面报道，在2月10日那天，他美国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被打掉了。他让我赶快查一查，看看是苏联人打掉的，还是高炮打掉的，还是你空四师打掉的？我正准备派人调查，刘震司令给我打电话，他说苏联那天没出动，高炮也不可能打的这么高，是四师，而且很可能就是12团，你赶快派人调查。我们就先派了一个政治部的青年科长去查，没查清楚，回来了。又派了一个军务科长去查，查出来了，在清川江的北边山坡上，找到了戴维斯的飞机，还有戴维斯的头盔、手枪、标牌什么的。怎么知道是张积慧打的呢？再往前一找呢，在前方500公尺的地方，找到了张积慧的飞机。
空四师的功劳、战绩不算很大，但是很重要，从1950年 12月21日，到1953年的7月21日，这2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头，一共出战了4千多架次。记得当年我们把战报报到空军，刘司令把战报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当下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当时刘司令还给我学了这段话，“毛主席问方子翼是何许人也，我说他是空四师师长。”说起来挺好玩儿的呢。
我击落了美军王牌飞行员
口述人：张积慧
(86岁，时任空军第4师第12团3大队大队长)
1945年建立航空学校时，我也就十八九岁，已经参军了，经过身体检查，尤其是眼睛、心脏啦，就调我们到东北通化的航校去了。调到航校不久，正赶上国民党大举进攻，赶得我们到处跑，从通化到了牡丹江，又从牡丹江转到与苏联接壤的东安那一带。在老航校飞的是日本飞机，有日本教师教。到了1950年的时候，苏联帮助我们建设新航空学校，教官和飞机也都是苏联的。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在航空兵第四师，朱总司令还亲自到辽阳检阅我们，由刘亚楼司令员陪同着，朱总司令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我们虽然在飞机性能上、飞行时间上不如对手，但只要勇敢加技术，就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刘亚楼司令员陪着朱总司令是从举办检阅仪式的礼堂侧门进来的。当时主持仪式的副师长也是个老红军，他只顾瞄着正门了，结果总司令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紧张得忘了敬礼报告。刘亚楼司令员问他为什么不报告？副师长说自己没看到，刘亚楼说，那你现在还没看到啊。
跟我同期学飞行的战友中有一个叫李汉，他是28大队的，比我先入朝，他第一个击落了敌机，记得是F—84，美国的喷气式飞机。这对我们其他人鼓舞挺大，李汉是我们同期同学，他能打下美国飞机，我们同样也能打下美国飞机。
我第一次击落敌机是1951年10月的事，那是一架美国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返航的时候，又有一架F—86尾随，我就准备跟他对头，他也怕撞啊，惊慌了一下子，倒转，结果自己撞到山上了。
在朝鲜战场上，我总共击落10架美军飞机，都是F—86。当时击落一架敌机就给记一等功一次呢。
1952年的2月10日，我击落了美国王牌驾驶员戴维斯，给我记了特等功，还授予我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次战斗很激烈，我并不知道对面的就是戴维斯，只是发现有敌人迎面过来，我也是迎着对过去了，最后我就疾速地转弯来咬他，一下咬住他的尾巴了。这样我就靠近他，靠近他到四五百米的时候，我就向他开炮，就把他给打中了。另外一批敌机也击中我了，我跳伞了，刚好落到咱们志愿军陆军的阵地上，他们还招待我吃了顿饭，记得吃的是面条。
后来美国那边传出来，说是第四联队334中队的中队长戴维斯被击落了，咱们一去查，才发现我把这个美国王牌飞行员打下来了，当时大概是打中他的要害了，他没来得及跳伞，死在座舱里。
我的两位驾驶僚机的战友后来也牺牲了，一个是刘春生，春天的春，生产的生；还有一个叫单子玉，击落戴维斯时，我的僚机就是单子玉，他是丹东人。他们俩都葬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纪念陵园，我到那儿去过，看他们，给他们扫墓。单子玉牺牲后，开追悼会，我把单子玉的一绺头发剪下来，一直装在怀里头，每次作战带着，直到抗美援朝胜利。
所以说击落戴维斯，功劳不能说是我个人的。我的僚机还有一系列的后勤保障人员、机务人员，都在那个地方，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跟世界上最强的敌人作战，必须练好自己的本领，比如说翻跟头啦，翻滚啦，做上升转弯啦，做俯冲啦，这些东西都得能做，你在空中操纵自如，才有可能拦截敌机打掉敌人，当然人心的力量更重要，你得不怕他，得拿出勇敢精神来，你怕是不行的。从我这些作战当中，我的体会是，打仗一个是靠技术，再一个靠勇敢，靠你的思想，这个很重要。
当年飞行中我也有过教训，当时为了多练技术，多飞行，把技术练好了，好去打仗，没想到超过了规定飞行时间，我从辽阳机场起飞的，在那儿训练，结果练特技动作飞到了沈阳，没有多少油了，我回不了辽阳了，只能在沈阳的机场落地，落地时我冲出跑道，飞机摔了，我自己还受了轻伤。但我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练好技术打美国鬼子，但是做得过分了，没考虑到安全规章。
战争的每时每刻都会有牺牲。
抗美援朝时我身边有两个团长都牺牲了，一个团长是赵大海，他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起义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员，山东泰安人，他这个人挺好，他跟美国鬼子作战，飞机中弹掉到海里，尸首没找着。还有一个牺牲的团长叫陈亮，我们同期同班的同学，他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他也是抗大一分校的，我们都是抗大的，当时他跳伞成功了，但是美国鬼子呢，违背世界公法，扫射他的伞……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们团从辽阳出发，飞行员满满地坐了一车，回来的时候就剩不到一半人了。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更何况你不是跟别人打，你是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打啊，就是这样。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邵延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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