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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龙”战斗机在研制过程中的十大优势

2013-12-10 12:40:04 来源: 中国航空报   文字大小:   [举报] 已有评论(0)

  “枭龙”研制的若干思考


 
 

  一、市场开拓是军机外贸对外合作的先导


 
 

  “枭龙”飞机(中方名FC-1,巴方名为JF-17)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属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为主体,多家单位参与研制的第三代轻型多用途低成本的战斗机。经过设计、试验、试制、试飞及外方空军领先使用,现已批量装备巴基斯坦空军。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开拓军贸国际业务,中航技与成飞合作出口歼7飞机,打开了巴基斯坦等国际市场,巴空军使用歼7飞机后,提出希望加大发动机推力、增大飞机航程、加装带有雷达的航空电子系统等改进要求,为此中方为歼7出口后继机做了许多改进方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航技再次找巴空军研究重新启动合作开发新的歼7后继机项目。双方高层多次接触中,巴方提出了新的飞机要能更替歼6、强5、歼7、“幻影”Ⅲ等二代飞机,同时要求帮助巴方逐步发展航空工业。中方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巴方的要求,从此“枭龙”飞机的研制拉开了新的序幕。


 
 

  二、确定产品定位外贸飞机项目的关键


 
 

  外贸机任务有了新的曙光,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案能满足用户新要求呢?中航技与成都主机厂所进行了反复论证。


 
 

  当时有两种思路:一是把歼7改进,这样出产品见效可能快,但经分析歼7改进满足用户新要求的前途不大。另一种思路:基于当时国际上许多国家处于二代向三代更换,应该做一个向三代靠拢的新方案。在坚持轻型、多用途、低成本的基础上,应当突出以下三点:第一,安装一个耗油率低的中推涡扇发动机,使小飞机飞得远;第二,战机要装有带雷达的先进航空电子系统、制导中程导弹,提升作战效能;第三,战机设计要突出中低空机动能力,使飞机具有第三代战斗机的特征。在充分论证后,决定采用第二种思路的新方案进行对外工作的各项准备。随即组织有关人员,出访寻找国外合适的中推涡扇发动机。


 
 

  在发动机有了希望的条件下,中方派团赴巴基斯坦与巴空军讨论飞机的战术技术要求,双方来回一年多时间的讨论,虽有眉目,但又不确定,后来我方主动编写了简要战术技术要求,含飞机的使命任务、飞机布局及基本参数、飞机的主要性能、结构寿命、系统配套、航电武器、使用维护等35条要求。于1993年初再去和巴空军讨论,在介绍飞机战术技术要求的情况后,当时巴空军计划助理参谋长、巴方枭龙项目办第一任主任穆沙夫准将(后为巴空军总参谋长 上将),当即就说巴方要的就是这样的飞机。并作为战术、技术要求(第一版),希望双方按这些要求,深入开展工作。


 
 

  经过两年的工作,巴方又因美国制裁原因,要求“枭龙”飞机再增大航程、作战半径和外挂武器载弹能力。因此第一版的战术技术要求,经过双方反复商量,于1995年秋修改为第二版,即“巴空参谋部的要求”(ASR),一直用到至今。


 
 

  三、组织队伍和筹措经费是项目开展的基础


 
 

  飞机的定位和方案有了眉目,接下来有两个问题要先解决。


 
 

  一是组织研制队伍,将项目纳入研制轨道。中航总根据当时成都地区主机厂所的任务、设施条件、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决定“枭龙”飞机由成都所承担设计、试验,成飞承担制造、试飞,同时任命了总设计师和现场总指挥,从此“枭龙”飞机研制进入了中国军用飞机研制程序的轨道。


 
 

  二是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筹措项目研制经费。“枭龙”是外贸机项目,国家没有经费预算,中航总不是银行,中航技和厂所也拿不出资金。怎么办?1994年春天,中航总组织机关、中航技、成飞、成都所等单位,在北京友好宾馆开了资金筹措会,会上大家都支持外贸后继机的开发工作,并献计献策,最后会上决定:第一,引进外资,争取让巴方投资10%。后来,经我们与巴方艰苦谈判和协调,巴方最后承诺50%的投资。第二,国内各家自筹,以“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即四共原则)的模式承担中方的投资:中航总先出资了3千万元人民币作起动费;中航技承担对外发动机采购合同、米高扬技术咨询合同及座椅等国外成件采购;成都所承担设计、试验任务;成飞承担原型机制造及试飞任务;同时再去组织其他参与的辅机厂、所自筹。中航总、中航技、成飞、成都所四家签署四方合作协议,后来扩大黎阳发动机公司,这为项目的组织落实和资金筹措创开一条路子。


 
 

  四、谈判班子的稳定精干和充分授权是赢得项目的保证


 
 

  外贸机项目的对外谈判过程中,组织一个相对稳定精干的技术、商务、财务、管理紧密结合谈判班子,对取得合同非常重要。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用户比较苛刻,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大大小小几百个问题。整个过程经过长达数年,20多稿的修改和艰苦的谈判,终于取得了中巴合作研制“枭龙”飞机的机体主合同。


 
 

  举一个例子,在谈判合同条款的过程中,距草签合同一个月左右,巴方要求我们将整个项目分年度列出重要的技术工作节点,每个节点所需经费等,至少要50个节点,理由是巴空军要向政府申请经费,政府好按财政年度批复。巴方说,这是巴政府的要求,没有这个不能签署合同。我们分析,这个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但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积累,一时给出每个节点所需经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回国准备,唯恐来不及而失去草签合同的机会,所以只好在巴谈判现场完成。所幸我们小组里有设计、制造、管理的人员,大家商量尽最大努力,晚上加班去做。我们按项目研制程序和流程,采用顶层自上而下的方法分解系统和专业技术内容,列出重点技术工作子项,然后进行相应的工作量及经费估算,经过20多个晚上苦战,终于做出90个节点的项目研制全程重点技术工作内容、时间进度、需用经费的三坐标立体计划表。巴方经过讨论后表示满意,后来此投资强度表列入中巴合作研制“枭龙”飞机主合同的重要附件,并作为双方执行研制合同过程中每年4次技术任务评审和每年两次财务审计的依据。


 
 

  经过近十年双方执行合同的技术任务评审和历次的财务审计结果,后来我们内部重新总结、整理、充实、细化了三坐标计划表,留作内部今后对外新签合同的指导和参考。


 
 

  五、高层推动构建绿色通道是项目成功的重要条件


 
 

  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注是项目推进的重要条件,“枭龙”项目虽然没有国家投资,但各级领导积极推进,使项目闯过一个个难关。当时中航总和国防科工委批准“枭龙”飞机立项研制,为项目开了对外合作研制的通行证,当时中巴两国总理出席了“枭龙”飞机中巴联合研制的原则协议和研制合同的签字仪式,使“枭龙”飞机合作项目由企业行为上升为中巴两个国家层面的合作。


 
 

  在项目对外谈判和国内研制过程中,原航空部副部长王昂和原中航技总裁刘国民亲自部署,研究策略,解决难题。每次谈判小组出访的预案,在外谈判中遇到的难题请示,回来后听取汇报,都有明确的指示。记得在我们与巴空军草签合同的前一天,巴方提出,“枭龙”飞机成品附件的技术免费转让,要求列入合同条款,这个要求比较苛刻,这关系到我们机载设备厂所的利益问题,怎么样既要让合同条款通过,又要保护机载设备厂所的利益。我们谈判小组研究向国内请示,并附上我们的建议:“若巴方通过另签合同建立为‘枭龙’飞机研制的系统成品附件的生产线,而这些系统成品附件又在航空工业系统所属工厂生产的,巴方可得到其免费的生产许可证”。立刻往国内传真请示,当时王昂副部长正出差在南京,刘总电话找到王部长说明情况,王昂副部长立即批复同意,及时传真返回给了我们。前后不到两小时,我们就得到了领导的批示,为合同草签扫除了障碍,使第二天下午双方谈判顺利通过。


 
 

  回国后,我们把这件事向机载设备的厂所领导交流,他们反映认为很好,既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又为我们对外合作打开了条路子,因为巴方如果为“枭龙”飞机成品附件建线,必须由中国去做。


 
 

  六、咬定目标同心协力是项目最终成功的重要动力


 
 

  回想起来,“枭龙”项目来之不易。当初有人担心,巴方能要吗?经费能解决吗?能干得出来吗?巴方曾一度坚持要用西方航电武器系统,西方供应商在巴积极活动,但西方政府控制严格,供应商迟迟得不到出口许可,为此,给项目研制进程耽误了三年多的时间。后来经中巴双方高层努力,于2001年2月决定“枭龙”飞机研制分步走:第一步先用简单飞行仪表,让飞机飞起来;第二步配装全航电武器系统作为飞机的最终状态。这个决定既推进了飞机研制,又给航电武器系统的选择留有余地。


 
 

  这个决定后,在中航总组织下,中航技、成都主机厂、主机所及机载设备厂所紧密团结,加班加点,采用高度并行交叉作业加快了研制。同年9月,成都所“枭龙”飞机通过了转详细设计阶段技术评审,然后成飞开始试制,于2003年8月25日枭龙飞机01架成功首飞。


 
 

  同时成都所、中航技紧锣密鼓与西安、洛阳、南京等兄弟单位联合推荐中方航电武器系统。巴方经反复考察讨论后,最后选择了中方推荐的航电武器系统配装枭龙飞机,并于2004年6月签署了合同,使项目顺利地走下去了。装有中国航电武器系统的“枭龙”04架全状态飞机于2006年4月28日成功首飞。


 
 

  七、统筹规划系统管理是项目推进的科学方法


 
 

  在“枭龙”飞机研制过程中,加强了项目管理,为确保技术质量、成本控制,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在“枭龙”项目研制中,统筹规划的原则是:第一,研制经费的筹措,吸引国外用户投资与国内集资并举的方式,遵循“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原则。第二,首先满足国外用户要求,同时考虑一定的发展潜力,兼顾国内空军装备及其他国际市场需求,目前发动机和部分机载设备系国外采购,下步尽快考虑国产化。第三,为降低技术风险,控制研制和单机成本,缩短研制周期,在满足战术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成熟技术,常规材料和货架产品。第四,尽量利用厂、所现用设计、试验、生产手段和设施,尽快从试制转入批生产,形成数量较大的批生产交付,产生经济效益。


 
 

  在项目管理上,中巴双方项目管理办公室(PMO)在执行研制合同时,对三座标的计划表(即中巴机体合同中称投资强度表),按技术任务节点,采用了每季度技术任务评审和每半年财务审计的项目管理评审会(PMR)制度。由于管理严格,合同执行十多年来经过40多次评审会,使原型机研制总经费控制达到非常理想的程度。


 
 

  八、长远谋划掌握主动权是领导者组织者的主要责任


 
 

  在“枭龙”飞机研制过程中,成功地引入大量先进的设计技术和设计理念,采用带大边条的气动布局,加上电传飞控系统,解决了纵向力矩非线性的难题,使飞机有非常好的升力特性和全包线范围的优良的飞行品质。国内首个采用“蚌式”进气道技术,有效提高了进气道效率,节省飞机结构重量。配装了大推力、低油耗、带数字电调的涡扇发动机,大大提升了飞机航程、作战半径及续航时间。采用全电子样机总体协调、长寿命结构设计方法、计算机三级数模设计和数字量向制造传递技术的直接运用,提高了产品设计、制造质量和寿命,大幅度地缩短了新机研制周期。“枭龙”飞机虽小,却有7~9个外挂点,可携带广泛的武器类型并能精确空对地攻击,提升了飞机作战效能。飞机有对空、对地多任务能力,使用有灵活广阔的用途。国内首次采用国际通用的技术指令(TO)系统的使用维护资料和维护方法,综合化的地面测试设备,提高了飞机的维护性、降低了全寿命的费用。轻型低成本的设计特点,使飞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我退休后,桑建华、杨伟先后担任“枭龙”飞机总设计师,他们做得更加出色,在完善原型机的同时,带领研制团队和中航技、成飞一起进一步赢得了航电合同、武器合同、中巴合作生产合同以及拓展空中加油、双座机,提升飞机信息感知能力、武器打击能力等改进改型,打造“枭龙”升级版,积极做好前瞻预先准备。


 
 

  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国家表达了对“枭龙”飞机的浓厚兴趣,不断来成都访问,考察、洽谈,其中包括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枭龙”飞机的市场前景更为广阔。


 
 

  九、遵守合同注意内外有别是管理的内在要求


 
 

  中巴合作研制“枭龙”飞机合同中,规定了巴方专家参与项目的设计、试验、试制、试飞条款,这是双方共同达成的契约,我们必须遵守。在执行初期,巴方提出要进入中方技术人员办公室,与中方技术人员一同工作的要求,这看起来是个普通的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内部保密资料、工作环境、应用工具、工作方法、语言交流以及与“枭龙”无关的其他任务等等。


 
 

  怎么办?经内部认真研究,我们提出中方成立由总设计师领导、外事部门和技术管理部门配合的、聘用一些有专业经验的老专家组成对巴现场工作组,负责巴参与研制活动事宜的方案。


 
 

  由于我们准备较好,方案具体,可操作性强。与巴方讨论后,巴方不但接受,而且在双方执行过程中感到很满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直沿用至今。


 
 

  十、和衷共济交朋友是项目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巴基斯坦非常看重“枭龙”飞机合作,他们不仅得到一种满足使用要求的好飞机,同时学到了一些现代飞机研制技术和经验,通过合作生产等途径,逐步发展巴航空工业。所以“枭龙”飞机合作,使巴空军的“一号工程”上升到巴国家工程,为传统的中巴友谊增添了新的内容。


 
 

  对我们国内几家“四共”的合作总体来说,通过“枭龙”飞机项目的合作,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合作领域,达到或者超出了预期的目的。成都所,由过去技术引进走向整机技术输出,为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谐研究所丰富了内容。成飞,又产了新的外贸后继机,效益迅速提升,还为开创出口名牌产品创造了条件。中航技,积极开拓外贸市场,由过去卖现成飞机发展到共同投资开发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开辟了对外合作的新路子。


 
 

  结束语


 
 

  “枭龙”项目具有三方面重大意义:


 
 

  由于军机平台整机输出的牵引,对我国军工行业多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和输出,包括航电系统综合技术输出、机载成品技术输出、武器出口、试飞设备技术和产品输出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设计理念,管理模式及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自主创新,较好地协调好了用户与市场,新技术与成本,进度与质量以及机遇与风险间的关系,在有限的时间和经费内研制出了让用户满意的产品,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轻型多用途战斗机,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研制军机的新路。


 
 

  “枭龙”飞机研制中创造的“枭龙模式”和“枭龙速度”,开辟了自主研发并可按需要改型的军机研制新路,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宝贵财富,对其他军用航空装备和民用飞机的发展起到重要借鉴作用,将为新时期国防建设做出有益的探索和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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